新工会法（政府要求滴滴尽快成立工会）

作者 | 笛氧 北京看懂研究院研究员

《看懂》独家了解到：近日，为了维护滴滴平台上司机的权益，政府方面要求滴滴成立工会，目前双方正在紧急洽谈中，商谈结果年内可能最终水落石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虽然法律赋予司机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滴滴方面对此并不情愿，理由是，滴滴认为司机并非《工会法》意义上的职工。

《看懂》同时注意到，5月10日，在上海召开的纪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在会议中强调：

“突出货车司机、快递员、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工作，推动改革不断向基层延伸、取得更大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截图

在另一篇发表于4月29日，署名为《凝聚职工群众奋进“十四五”的磅礴力量》的文章中，陈刚也用了同样的表述。

结合最近频频爆出的和骑手、网约车有关的热搜，舆论风向已经非常明显。

《看懂》了解到，除了被要求成立工会外 政府正在与滴滴就平台抽成、司机证件问题、社保等问题进行沟通。考虑到2021年这样的特殊年份，这些问题可能在今年就有一个初步的解决。

5月14日的最新消息是，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对滴滴等10家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约谈要求，各平台公司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立即开展整改。

其中就特别包括，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务费水平，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改善司机经营环境，坚守安全稳定底线。

一方面是层层上升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滴滴众多资方股东着急上市的渴望。最近来自媒体的消息是，滴滴IPO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认为，对于滴滴来说，在IPO之前，应该先解决掉监管方面的担忧，特别是与政府和产业一道，构建出一个政府（监管）、平台（资方）、司机（劳动者）多方的可持续商业发展框架，包括给全职的平台司机缴纳社保等，虽然这样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也可能会使得打车费提高，但是只有这样，滴滴公司才和其他公司有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滴滴才能依法合规持续发展。否则，就有可能“带病闯关”，即便上市也很难行稳致远，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未来财务成本的增加以及劳资矛盾的加剧。

我们不否认滴滴带来的贡献，但是如果滴滴被资本所裹挟、靠“剥削”司机来获得利润的话，那么这种模式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成立工会、监管的协商，不只是对司机好，也是对滴滴好。我们期待，各方在法治的框架中协商出一个解决之道。

在党中央呼吁“不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今天，我们不妨看看滴滴司机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当然，滴滴司机的故事，我们听过不少，但每一次都会让我们深思，希望下面的故事也一样。

“月入过万”的网约车司机

第一次看见友德是在抖音，他更新了不少作品，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看。大多视频中他独自一人，配合着抖音的热门特效和装饰，做出萌萌的表情，磨皮，腮红自然也没落下。

单看抖音，很难相信这个一米八的光头男人已经快40岁了。

17岁辍学后，友德便从老家承德来到了北京，辗转过很多职业：蹬三轮车、泥瓦匠、搬砖、做小工，卖水果。算起来，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穿梭了20多年。

2016年，程维的滴滴早已声名鹊起，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网约车平台，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打车方式。也改变了不少人的工作方式，比如友德。

彼时，滴滴和优步中国大战正酣，大规模补贴不断刺激着乘客和司机。网约车司机月入过万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且工作时间自由。这成功引起了友德的注意。

没有过多犹豫，2016年，他加入了滴滴。但他不知道，这一年，滴滴平台注册司机已超过1500万。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优步司机Yaseen Aslam正被迫失业——他被优步“封杀”，踢出了APP。

Aslam 2013年就加入了优步伦敦，那时优步进军伦敦还不到一年。

刚加入优步的时候，Aslam很庆幸自己的选择，平均时薪50英镑，每单还能得到10英镑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平台对司机的保护。

友德则没这么幸运，他租了一辆车，成为了一名全职的滴滴快车司机，但入职的第一个月，他就明白了月薪过万只是个噱头。能做到的，只是流水过万。

但问题是，流水不等于收入。

滴滴早就抽走了20%的车费以及每单5毛钱的信息费。过万的流水再除去油费、租赁费等等，友德一个月到手大概六七千。

这样的遭遇，Aslam并不陌生，在优步的前几个月美好的仿佛是一个蜜月期，蜜月期一过，优步仿佛变了一个人。单价越来越便宜，奖励也没有了。到了2015年，优步抽成比例更是从20%上升到25%。随后推出的拼车服务，让司机的薪酬更是大大缩水。

Aslam 表示全职司机平均一周工作70个小时，前35个小时只能实现收支平衡，后35个小时才能挣钱。

根据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分析，2016年，优步头部司机每小时毛利润为18英镑。但2018年，优步联合牛津大学共同撰写的一项研究显示，优步伦敦司机在线时薪中位数约为11英镑。而这些时间不包括司机等待接单的时间。

2年后，Uber发生的事情，在滴滴重演了一遍。友德白天黑夜的开车，平均一天十三四个小时，一天能有四五百的流水，即使加上平台奖励，依然难以月入过万。

某天成都司机流水排行榜

友德以为没有月入过万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车，每个月交给租赁公司的三四千挺肉疼的。于是咬咬牙，2017年，贷款买了一辆车。

租一个北京车牌，一年一万多，保险三千多，还有修车、保养和车损，一番下来，竟然比租车更贵了。

“电动车才划算，油车不挣钱”，北京的滴滴司机朱师傅对自己的电动车很满意，因为自己有充电桩，每个月充电也就700多元。而有的车，一天油费就快200。

跑偏的滴滴

程维在创办滴滴前，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那天，他本该出差，结果先是打不到车、然后被拒载、终于上车却被宰，最后还误了机。

这让程维下定决定一定解决打车难的问题。“共享经济”成了他的突破口：利用私家车兼职来缓解交通压力。

2012年，程维拿着天使投资人王刚的80万开始创业。同年11月，获得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A轮融资300万美元。

在监管没有到达的地方，便是资本疯狂的地方。这句话放在网约车行业同样适用。

滴滴的模式在国内引发了新一轮投资浪潮。而网约车行业门槛低，需求大，各平台蜂拥而入。烧钱抢市场这一互联网套路更是被运用得风生水起。普通乘客一块钱打车是常见操作，这种大规模补贴也迅速培育了大规模的网约车市场，也因此吸引了更多资本涌入。

据公开资料显示，随后的八年，滴滴一共进行了21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尤其是在2016年和2017年，滴滴更是接连拿到数笔10亿美元以上的大额融资。2016年滴滴共融资约60亿美元，2017年更是融资近100亿美元。阿里巴巴、腾讯、软银、红杉、高领等都成为滴滴的投资方。

收了这么多钱，要是交一份不及格的答卷，怎么跟金主爸爸们交代？为了安抚金主爸爸，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潜力，滴滴必须也只能用金钱砸死对手。在补贴的不断努力下，滴滴相继收购“大黄蜂”“快的”“优步中国”。

钱多了，初心就变了。

以前的滴滴誓要做共享经济的领头羊，现在的滴滴变成不受控制的山大王。过分地追求市场规模和扩张速度，滴滴忽略了很多内在的规范。

以前程维的理念是“共享经济”，在当时“网约车司机”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双创”背景下，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随着滴滴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滴滴司机。

再加上，滴滴现在有了自己的出租公司，很大程度上，它和传统出租车公司已经没什么不同了。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却存在欠账。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出租车司机有五险一金，有一切工人的权益。而滴滴司机什么也没有。

司机福利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但这是维持一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

看不见的司机

平台要扩张，政府要安全，司机要挣钱，三方的博弈中，司机往往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一方。

滴滴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滴滴共创造1360多万个就业机会，并成长为世界级的独角兽。但资本的扩张，平台的正规化并没有给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的正式谈判机制，比如工会的成立。

大多网约车司机都遇到过各种奇葩乘客，比如，打得快车，找你要矿泉水，没有就差评；叫的拼车，却不让后一个人上车，上就差评；还有人一定要自己指挥路线，要闯红灯，不然差评。

很多司机已经见怪不怪，“除了哄着，能有什么办法呢？乘客的差评直接影响一个司机的接单量。

“而对于乘客的差评，司机即使申诉也没什么用。”

友德告诉我，碰上这种乘客，虽然不断告诫自己不和他计较，但是心里真的很憋屈。为了平和情绪，他会在等单的间隙去抖音找一些萌萌的特效给自己来个变身，幻想一下另一种身份。也就是我之前看见的那些。

但有时，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他会强迫自己歇半天去钓鱼。钓着钓着，就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

虽然司机是平台的基础，但平台更重视乘客，毕竟只有乘客能带来钱。所以类似平台，比如滴滴、美团、饿了么等都形成了以乘客为中心的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满足客户，平台给了乘客大量的话语权，会通过乘客的评价来核定一个司机的服务水准，有些甚至粗暴的直接扣钱。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乘客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以至于出现乘客以差评来威胁司机的情况。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平台内部系统的不完善造成的，也是资本的逐利性造成的。提高司机的待遇对提高公司利润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所以一刀切的懒人做法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北大博士陈龙在他的论文里则有更深刻的解释：“通过重新分配控制权，平台公司退居幕后，看似放弃了对劳动的直接管理，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还把劳资冲突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身上。”

一路走来，滴滴经历了很多安全事故。

但直到2018年滴滴安全事件才引起全网大范围关注。

2018年5月，空姐李明珠从昆明飞到郑州，当晚在与航空公司签约的宾馆换装洗浴后，通过滴滴打车软件叫车前往郑州火车站。第二天失踪，后发现被滴滴司机奸杀。

3个月后，相同的悲剧发生在20岁的温州乐清女孩身上。而这次，滴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客服多次拒绝女孩朋友的求助。

滴滴终于被监管部门盯上了。交通运输部以及超过15个城市的交通监管者约谈滴滴，要求滴滴将数据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各地交通管理部门筹建的网约车数据平台。

滴滴当然不愿意，这些数据会暴露滴滴的各种问题，包括大量不合格的网约车。

现在很多网约车司机抱怨的“双证”就是政府为了规范网约车平台的一种方式。

“双证”即“人证”和“车证”，就是司机网络驾驶员证和汽车运营证。“人证”审核司机，“车证”清退不合格的车。“双证”正成为滴滴司机的必需证件。

网约车必备“双证”

但在实际操作中，各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比如北京，只有北京户口才能考“人证”，但北京人大多不开滴滴，开滴滴的大多不是北京户口。这就导致了很多网约车司机没办法办理“人证”。

而根据相关规定，一旦办下“车证”，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时会强制报废。这无疑又增加了部分司机的成本。

至今，滴滴平台仍有大量没有“双证”的司机。友德告诉我，至少北京的大部分网约车司机都没有“双证”。这如果被交警查到，会罚款，可以向滴滴申请报销。虽然报销流程繁琐漫长，但比大部分平台不报销已经好太多。

出逃的网约车

没有话语权，没有社会保障，只有突出的腰间盘，但司机就活该沦为资本不断剥削压榨的对象吗？

2015年，Aslam和另一名优步司机Farrar在伦敦组织了一场运动，呼吁优步伦敦给予司机该有的劳动者权益。

“没有乘客在意你经历了什么，优步会假装听不见你的抱怨，也没有人质疑这其实是个血汗工厂。”

Aslam终于引起了优步的注意，于是他被踢出了优步APP，被迫失业。

但幸好这场运动是合法的，在警方介入，Aslam和优步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得以重新恢复司机身份。

这是伦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维权运动，引发了不少关注，Aslam和Farrar也抓住时机联合成立了网约车联盟（UPHD），致力于为网约车司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假日工资，最低工资等劳工权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滴滴也一样。

在成为滴滴司机的第一个月，友德便知道了高薪没那么容易，但至少还有自由。在成为滴滴司机的第二年，友德发现自由也没有了。

“人是算不过大数据的”。“内卷”已经蔓延到网约车。

只有很努力的司机才能接更多的单。而衡量努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在线时长”。

他最拼的记录是彻夜不眠地连轴开。困了就在车上眯会儿，饿了就去找点吃的。但一个月后，腰和胃都受不了了，前列腺也开始抗议了。

2019年，友德经过了一番挣扎，告别了滴滴，找了一个公司上班，工资稍低一点，但有五险一金，能实现卫生间自由。

然而，这份工作他并没有干多久，他已经不习惯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了。半年后，他重新开回了滴滴。

很多滴滴司机也有相同的经历，因为高薪或者没有一技之长而选择网约车，但长时间的开车让他们无法学习其他技能，甚至已经丧失与人交流的能力，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但他们又无法一直开滴滴，因为一天十三四个小时，年龄大了真的吃不消。他们不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但又无力改变。困在其中，无力出逃。

今年3月份以来，成都、湛江、绍兴等不少城市滴滴司机集体表达了不满，导火索是滴滴又一次进行了价格调整。比如成都主城区的起步价普通时段下调了0.7元，高峰时段下调了0.1元，里程费也下降了。

“部分订单的抽成甚至达到了35%甚至40%”，网约车司机群可谓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油价上涨，电车还好，油车几乎挣不了钱。

其实在罢工之前，滴滴司机们已经开启过一段自救。

网约车司机群聊天记录

成都某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约车表示，他只在高峰期接滴滴的订单，其他时间都在高德和美团。哪个平台奖励多，就去哪个平台，薅完一个平台的奖励就关掉去下一个平台。

除了合理利用各项平台，不少司机也利用自媒体渠道发声。但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在抖音，快手和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约车司机在记录开滴滴的一天，大部分播放量一般，但那些吐槽甚至骂滴滴的内容却特别火。显然，这是网约车司机对滴滴抱怨情绪的集中释放。

于是，有人发现了流量密码——骂滴滴。

骂着骂着就有了粉丝，网约车司机顺利转型自媒体博主。之前真心实意要争取权利的人可能就此成为一个心口不一的流量收割机。

伦敦的胜利

2016年，失业的Aslam和Farrar以及其他23个优步司机集体起诉优步，要求享有员工权益。

打官司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25个人，没什么背景，却要对抗一个市值48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

就业法庭很快做出了判决，站在了Aslam和Farrar一边，同意优步司机应该被归为“工人”，而不是优步声称的“个体经营者”。

然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

凭借庞大的资源，优步先后三次对这一裁决提起上诉，直至英国最高法院。

在此过程中，第二次被踢出优步平台的Aslam，已经很难再找一份司机的工作。毕竟，没有哪个老板想招一个公认的刺儿头。

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得生活。于是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丰田普锐斯。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告诉Aslam，优步会买通法官。有些司机还会责备他，担心他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收入。

家庭的经济困难和外界的巨大压力让Aslam陷入了对自我的深刻怀疑，患上了抑郁症。

Aslam讨厌这样的状态，但如果就此放弃，除了辱骂和失业，他什么也不会得到。所以，他只能被迫往前走。

为了生计，他最终重回了老本行——IT顾问。

工作的同时，依然在为网约车司机的权益而奔走。

2017年，他组织成立的UPHD加入了英国国际工人联盟(IWGB)，成为英国国际工人联盟UPHD分支机构。迅速由20名成员增至1700名，占IWGB成员总数的40%。

2020年UPHD退出IWGB，更名为ADCU网约车和快递联盟（App Drivers and Couriers Union ），关注网约车和快递以及外卖工作者的权益。

2020年7月，英国国家认证办公室正式批准其注册为工会。Aslam作为联合发起人，任工会主席。

今年2月19日，英国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驳回优步的上诉，认定优步司机是优步公司的雇员，而不是承包商，有权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权利，因为优步对司机进行了”重大控制”。

这场持续了6年的官司终于尘埃落定。Aslam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

代表该案多名索赔人的GMB工会(GMB union)公布的估计数据显示，在判决后，“数万名”优步司机可能每人将获得1.2万英镑的赔偿。

Aslam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优步在伦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些代价终将成就一个和谐的系统。

优步发给伦敦司机的邮件

2020年8月，友德回了趟老家，看看马上就要开学的儿子。并趁此机会去医院看了看时常有点太舒服的胃，开了点治胃炎的药。因为滴滴司机没有五险一金，北京看病太贵，只能等到回家。

吃了几天药，感觉好多了，但再吃却越来越疼。最终友德确诊肉瘤样癌。但北京无法住院，他去了石家庄。

Aslam 依然在维护网约车司机的权益，ADCU越来越正规，规模也越来越大。给世界新就业形态带来新的思考。

好消息是，Aslam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东西，中国政府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