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王郎（“王郎太差劲了”，丈夫是王羲之儿子）
说起谢道韫，大家耳熟能详，毕竟“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在教科书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东晋才女的大名深入人心。而实际上，谢道韫真正的名声，是从腌臜丈夫开始的。
《世说新语》有载，谢道韫回家，闷闷不乐，对丈夫——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百般不满。叔叔谢安问她何故，她答：“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大意便是我们谢家各个人才出众，但没想到，天下竟然还有像王凝之一般平庸的人！
“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琅琊王氏是一个不逊于皇族的存在，王凝之更是被王羲之认为是最得意的儿子，谢道韫为何敢于如此直言不逊，不给自己丈夫、也不给王羲之留一点情面？
其实我们从谢道韫叔叔谢万言行上，也可看出一二。谢万参加酒席，同席之人将“王谢”并提，谢万大怒，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勃然而出”。
可见，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对于彼时的谢氏家族而言，虽是姻亲，琅琊王氏也已不是一个值得敬畏和尊敬的士族。而事实上，如周一良先生所言，“谢家务实，王家务虚”，到了淝水之战后，二者从已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两晋时士族名士推崇空谈，而轻视事功和武力，但每到权利争端之时，又必须依靠谢氏等，以武力为最终解决方案。这成了贯穿两晋一个最大的矛盾。
故而到了王羲之这一代，崇尚文艺、空谈与享乐的王氏，已经成了虚有其表的空架子。王羲之所代表的，不仅是人所乐道的魏晋南北朝的诗词书画，更是整个时代避世和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
可以说，王羲之就是“魏晋风流”的一面镜子。
魏晋时期的士族，就如同躲在沙漠中的鸵鸟，乐于清谈，厌于实干。越是上层士族，越要能夸夸其谈，而那些具体的公务俗事，只有下层的庸人小吏才会去做。
如《梁书》名言：“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整天只知道忙碌的人，都是俗人啊，清贵之人是不用工作的。
琅琊王氏，便是靠着清谈起家，王羲之的祖上王戎、王衍等人，更是擅长老庄之学的玄学名士。王羲之本人在事功方面无多建树，并非经国的才器，但是在清谈与玄学领域，却是一把好手。
《兰亭集序》中“一死生为虚诞”云云，便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在兰亭集会上，王羲之除了写出名垂千古的《兰亭集序》，还谈玄论道，做诗多首，来与别人进行辩论。其它作品如《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等，都是王羲之的论道名作。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也曾奉献过经典段落。他担任骑兵参军时，桓玄问他担任什么职务，王徽之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只是经常见有人牵马过来，可能是马曹吧。”桓玄又问他官府有多少马，死了多少马，王徽之不耐烦的回答说：“我又不过问这些俗物，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又怎么会知道死了多少马？
在崇尚老庄玄学的同时，绕不开的，自然是避世。
避世是中国古代文人传统，不仅老庄，连孔子也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魏晋初期的隐士，还颇多保留了避世的传统，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为了躲开司马家的迫害，就长期游离在政坛外，以隐士的形象存在。但是到了后期，避世完全成了养名望的终南捷径，把自己隐藏在山野之中，不问国事，才能显得自己出尘脱俗。
比如“管宁割席”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华歆羡慕高官厚禄，管宁觉得这个朋友太俗了，就愤而割了席子，和朋友一刀两断。
王羲之晚年，也有过一段隐士生涯。由于官职比仇敌王述低，为了体现自己的“气节”，王羲之愤然去职，和好朋友们游山玩水，以钓鱼饮酒为乐，甚至远赴千里去采药，俨然一副隐居客的形象。
王羲之的这种避世，一方面是受时代风气，即老庄思想熏陶所致，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也和当时佛道盛行有一定关系。
南北朝算是中国历史宗教色彩最为浓郁的时期之一，乱世之下，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麻醉自己，佛教和道教的轮回，就成为了士族首选。
无论南北，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极力推崇佛道，登峰造极的梁武帝，更是数次把自己舍身给佛教，然后让大臣用巨资赎回。老百姓和商贩的宅院，更是被强制征收，用来修建寺庙和道观。
比如《洛阳伽蓝记》所载：“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琅琊王家世事“天师道”，王羲之和儿子们名字中的“之”，就是天师道的一个宗教意向。王羲之本人也喜欢素食，和僧人道士交往，追求升仙与长生不老，甚至学习道教“仙人”遍游名山，采摘奇珍异草。
和佛道息息相关无法避开的，还有园林建筑。
自古以来，园林在南方文人生活中就有重要地位，它是建筑文化、书画文化、诗词文化、山水文化以及避世文化的一个集成，也是体现一个家族气度涵养、家族底蕴的门面物。尤其随着魏晋时期佛道的盛行，园林更成为了士人们生活的风雅体现。
王戎、桓玄、谢灵运、庾信等人的的庄园，都各具特色，石崇的金谷园，更是臭名昭著。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士族豪门大肆圈占民宅和民田，封山锁林，甚至到了“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鱼钓，皆责税值”的地步。士族之下，平民百姓的日子有多辛苦，可想而知。
据《晋书》记载，王羲之晚年居住在金庭修仙访道时，就圈占山水，扩占田园，“广有良田，跨地千里”，王羲之本人写给妻弟的信中，对此也是颇有得意。
既有豪宅美景，怎能没有酒相伴？
饮酒文化，自古而然。酒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不可或缺。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喝酒都又讲求一个中庸，保留几分克制，如孔子所言，“惟酒无量，不及乱。”
然而到了魏晋，这种克制的酒文化，就被暴饮和酗酒所代替了。比如王羲之祖上王孝伯的就有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饮酒已经成了名士们标榜自我的招牌。东晋名士王大也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三天不喝酒，感觉肉体和精神都受不了了）。
王羲之的经典《兰亭集序》，便是在酒酣胸胆尚开张下，横空出世的，对于王羲之而言，可以无肉，但不可无酒，晚年政坛失意时，酒更成为了王羲之最好的朋友，长伴一生，直到终老。
当然，要成为名士，光喝酒还是不够的，还得同时服五石散。
根据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说法，五石散包含了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五种矿物质，虽会让人在服用后一时舒爽，但副作用简直比鸦片更甚。
即使如此可怕的药物，却成了名士们的最爱，成为了居家旅行之良药。甚至北魏道武帝、后秦姚兴等人，都曾服用此药。
王羲之笃信天师道，闲来无事时就喜欢寻访名药，对于五石散更是钟爱。老年之时，两个心爱的孙女相继病亡，痛不欲生的书圣，更是一日不能缺了五石散。
从王氏家族的兴衰中，窥一斑而知全豹。宗白华有言：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当然，这也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魏晋作为中国古文学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无数瑰丽的辞文诗篇，对后世唐宋文学、甚至明清小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