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钱帛兼行制度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局面，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同样用发行新的五铢钱来代替之前种类复杂的旧钱。汉代以来，一代比一代重视私人铸币，并且关于私铸币的禁令逐渐增多。隋朝依然沿袭前朝对于民间严禁私铸钱币的制度。在《隋书•食货志》中曾这样记载：“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是时钱既出，百姓或私有结铸。”但是，旧钱依旧可以在市场中通用，而自古私铸之风由来已久，所以很难绝迹。 由于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品的流通量日益增大，货币经济也随之相应发展起来。唐代施实的是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并行的政策，绢帛和铜线都可以在市场上大面积流通，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钱帛兼行”，但当时的总体趋势还是以金属货币为本。 唐朝初年,“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 千文重六斤四两。”唐代开元通宝的出现，使中国货币史上的重量称号就此退出舞台，钱币的折算被简化，从以往的24铢一两改为10文一两，从此，十进制也就此产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开元通宝自唐代以来，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被终止。 高宗时期曾铸有“乾封泉宝”用来代替开元通宝，但旋即被迫废止了，又继续恢复使用开元通宝。自唐代中期，银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并且越来发展越迅速，真正成为了市场上流通量最大的货币。法律上的市场流通标准货币——铜钱和事实中市场流通的货币——银，被广泛使用，而实物货币却渐渐地走出人们的视线，最终还是在唐代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契机。 唐初还在中央设置了一座专门铸币的机构——铸钱监，其中设置了十座熔炉，这与地方的铸钱监同时隶属于少府监，后来，地方的铸钱监直接隶属于地方的州府。铸币权是历代王朝最为关心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唐朝之所以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这与当时货币制度的稳定与统一，包括铸币权的统一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高祖曾经下令：“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籍没。” 在当时没有土地其实并不可怕，可是没有户籍，那么在当时谁也混不下去，等于说，当时给你销户，比挖你家祖坟还难受。这样的处罚，相较以往朝廷要严厉很多。在这之后的《唐律疏议•杂律》有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 因为唐代施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体制,所以唐政府规定所有交易买卖必须是钱帛兼用，并且交易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必须专用布帛，如有人违反，则会治罪。“（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 为了保证布帛在流通中的价值，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对布帛质量的挑选，只有合格的才可以流通于市场。唐朝规定：“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各杖六十。计赃重于六十者，’准盗论”同时，唐政府还为了确保“钱帛兼行”政策的稳定与畅通，还多次下令，严格禁止纺织不合格的布帛，同时，政府还高价回收布帛，以用来提高布帛与铜钱的比价。 唐朝中后期私铸铜钱日渐昌盛，并且成为了一个相对发达的产业，质量较差的铜钱也日渐增多，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铜钱供应不足，竟出现了钱荒。 政府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一面颁布禁令严禁劣质伪钱，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打击；一面又采取措施，对铜钱的流通施行一定的管制，禁止铜钱出境，并禁止私人“收藏”过量，增加了铜钱的数量，并又采取强硬措施，施行钱帛兼行等等。同时，国家还用好钱兑换劣质的铜钱等。这些针对私营铸造劣质铜钱的措施还是效果不大，因此，唐代一直被这些劣质铜钱所困扰。 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已经不适应货币流通量日渐增多的要求了，所以，为了便利各地的资金运用，就在唐代中期出现了类似于现代汇款性质的“飞钱”，当时又称“便换”。典籍中曾经记载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后来，国家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唐朝的这种由中央、地方、官府、富商多家经营的“飞钱”业务，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虽然唐代的经济制度仍没有解决实际中的很多问题，但是唐代的货币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