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学》开篇是这么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通“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一句，对于没有真读过《大学》，但是上过大学的人，应当多数也还是听闻过的。

而“止于至善”，如今也收录于当今成语词典，解释为“处于最完美的境界”。

这种解释流传已久，但是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正确的解释其实是很朴实的，告诫我们应“以向善为目标”而已。

但是历来对此误读甚众。

善与恶的两条路中，做出根本性的选择

“止于至善”只是建议我们应当在人生中明确“建立向善的目标”，“择善而从”，“择善固执”，由此倒过来才能自觉“改恶”。由此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伦理上做出最基本的抉择。

这才是“止于至善”的同义词

我们不妨在此略作分述。

所谓的“大学之道”，探索的是一切学问、技艺、各学科之间共通的根本之道，我们换一种讲法，不妨也可称为“大成之道”，说的是立身、立命的根本道理。

“大学”相对于“小学”，先秦古人所说的“小学”指的是具体一门的学科、学问或技艺。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识”之学与“专科”之学的区分。

各门“小学”的成就之道，其中自然也有相通的共性，而对这种相通的共性的认知，也就是所谓的“大学”。

《大学》第一章相传是孔子门生曾子记录孔子所言，其后各章为曾子自出心要、引经据典地阐释对这一章的深刻理解。

那么，“大学之道”是什么？开篇便指出三个要点：1）明明德 2）新民 3）止于至善。

孟子这一句就是“明明德”的最好注释

所谓“明明德”，前“明”动词，后“明”形容词，前“明”意为“认识、明了”，后“明”意为“光明”。孔孟儒家（荀子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人性本善，因此道德本性是光明正大的，但是于后天被蒙蔽，正因如此，有重新被认识的需要，所以人人需要“明明德”。

“亲民”当为“新民”所误。所谓“新民”，即去革新民众。一个人自身能“明明德”后，懂得不断革新自我，就应当起来成为领导者，成为所谓的“贤圣”，去做“革新民众”，改变社会之事。

因此，“止于至善”，自然应是指追求上的圆满，是指一种类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立其一种对至善、完美理想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并不是说去“处于最完美的境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

所以，对于“止于至善”之“止”，我们历来确实是有一些误会的。比如：

郑玄注：“止，犹自处也。” 孔颖达疏：“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於至善之行。” 朱熹说：“止者，必至於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总感觉郑玄、孔颖达、朱熹、鲁迅上述四人，对于“止于至善”的理解，存在着稍许偏差，并非是明了痛快的。

实际上《大学》第四章原文，就已经阐述了曾子亲闻孔子的教育，对“止于至善”的体会与理解，恐怕才是最为信实的。原文是借助阐发对《诗经》中的诗句的理解展开的：

上述四节的后两节以“周文王”为例，描述了一种“臻于至善”的人格形象，简要概括其修身正心的过程类似“攻玉”，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

上述四节的前两节指出，“邦畿”再大，本质是人民栖息之地（“所止”），有如“黄鸟”之栖息于“丘隅”。正因如此，人都应有可追求的栖息之地，良治的“邦畿”是物质上的，而“至善”也是“所止”，不过是精神上的。周文王将其“止”，落在做事情上的“缉、熙、敬”（恒心、安和、恭敬）的这三种德性上，从而形成“穆穆”的风格。这即所谓“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这里的“於”就是“在”，“於缉熙敬止”即“在缉、熙、敬上安止”。曾子又继续解释道，为人君者，应当追求仁；为人臣者，应当追求忠敬；为人子者，应当追求孝顺；为人父者，应当追求慈爱；与城邦社会中人交往，应当追求诚信。

我们由此可见，“止于至善”的准确理解，应当是说以“至善”境界为目标、为标准、为尺度，通俗地讲这就是所谓的“立志”，但是立下的是远大的志向。由于志向够伟大，于是就自然会成为“大人”，而不是“小人”，所以这是成大人之学的“大学”。

只有这样理解“止于至善”，将“止”理解为“立志”或“立目标”，我们才容易明了下文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的含义。

所谓“知止而后有定”，意思是我们只有确实认识到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内心才会趋向安定。假如我们将“止”理解为郑玄、孔颖达诸人所以为的“自处、处于”，貌似也算不上错误，但是总觉得有一种隔着一层纱般的糊涂在。

另外“至善”中也不可简单解释为“完美境界”，因为“至”也是一个动词，“至善”的本义应当解释为“通往善”、“向善”，所以“止于至善”应解释为“以向善为目标”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