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字典（最完备的金文字典）

周代剌鼎 1956年容庚捐赠，广州博物馆藏 图：广州博物馆

1931年容庚在北京留影。

《金文编》

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人类青铜时期文明史上最绚烂的篇章。众多出土及传世的青铜器，不仅以精美工艺、精湛艺术令人称颂，更通过铭文为我们记录了三四千年前的若干珍贵瞬间。但那些形如蝌蚪的古文字，一度是绝难识读的天书。所幸历经代代学人的寒窗青案，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明晓其大部分的内容。这条漫长的探求知识的大道上，容庚先生的《金文编》被视为最完备准确的字典。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素养，令人感叹。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青铜收藏大家

藏品全都捐给国家

广州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中，有一件“剌鼎”，内壁铸着52字铭文：“唯五月，王在衣（殷） ，辰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大室，啻（禘）卲（昭）王，剌御，王賜剌貝卅朋。天子万年，剌对扬王休，用作黄公尊将彝，其孙孙子子永宝用。”

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钧说，这是一篇作于约3000年前的日记。大意是说，五月某日周穆王祭祀其父周昭王，用公牛作牺牲。剌参加祭祀，受到穆王赏赐。剌用这笔赏赐铸青铜彝，作为传家之宝。这件鼎，是西周穆王时期的标准器。原为容庚收藏，1956年捐赠给广州博物馆。

在当代大规模、科学性的考古发现之前，岭南地区的先秦青铜器资料是相当缺乏的。容庚先生前后收藏约200件商周青铜器，不仅奠定了他一代青铜收藏大家的地位，更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国之重宝，使之免遭流散。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这一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剔除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使他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先生指出，容庚先生的青铜器收藏大都购自抗战前。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O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括铭文40字、错金工艺的最早实物栾书缶等。此外他还拥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数百片甲骨及不少甲骨拓本。

按曾宪通先生的说法，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铜器，“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他在作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秦汉金石录》自序中写道：“吾之生正当甲午中日之战，黄海海军相遇之前……今者岛夷肆虐，再入国门，余不能执干戈，卫社稷，有负祖若父之期许，‘国耻未雪，何由成名?’”当时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的青铜器研究非常看不上，甚至发出“要研究中国青铜器必须到日本来”的狂言。容庚先生对日本学者青铜器研究中的部分错误加以指出，证明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能力。

容庚先生在担任古物陈列鉴定委员期间，过手的青铜器据说多达近3000件。他在古文字和鉴藏方面的深厚造诣，更和他广博、精到的收藏有密切关联。他抢救下来一大批珍贵文物，对之持有极为开放和宽广的胸怀。1956年他将90余件青铜器捐赠给广州博物馆，50余件捐给了华南师范学院；1979年将l万多册藏书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古文字研究室；1980年将1000多件书画捐给广州美术馆，另将部分书画捐给了广州美术学院等高校；他过世后，遗下的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书信、金石拓本等，也由家人捐赠给中山图书馆。

“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的评价，在他身上得到了最佳的诠释。

《金文编》让他破格成为研究生

容庚的三弟，曾与他一同北游京师的容肇祖曾写到，容庚1916年于东莞中学毕业后，即逐渐专心致志学习文字学，并在东莞中学讲授国文和文字源流等课程。他最初是想写一部扩大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书，包括金文、甲骨文、石文、玺印封泥文、泉币文，并作考订解释。经过收集材料和研究，他写成《金文编》，集录的字，以商周彝器疑识为主，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据，并摹写收入罗振玉《殷文存》、邹安《周今文存》中的文字；暂不识的字，附录于后。

1922年，容庚离开任教的东莞中学赴京。途经天津时，罗振玉见到他所携的《金文编》稿，大为好评，再三叮嘱他“务竞其成”，并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读过《金文编》稿后，经审慎考虑，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这为容庚的一生学业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大门。

容肇祖说，容庚在北京大学期间半工半读，刻苦求学，“他一面为研究所整理古物，一面增订修改自己的《金文编》。为修正和充实《金文编》， 他努力阅读研究所内和北京图书馆有关的文史参考书籍，每读一书，必作综述和书评。他编写《金文编》十分谨慎，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付出的劳力是巨大的。”

《金文编》完成后，最早在天津出版。它比之前的《说文古籀补》更加详备，直至今日仍是古文字学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它出版后，容庚先生又多次对其进行增补。直至年近九旬，还和助手们一起从事第四版的增订工作。据统计，1985年出版的《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2420字，附录（暂不能确定）1352字，共计3772字，此外还有大量重文。这占据了今日可见金文的大部分。当然，先秦文字不止金文，但金文在记录商周时期信史方面的能力，的确格外突出。不少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价值比一篇现存的先秦文献，在一些方面甚至犹有过之。

从篆刻到文字学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容庚步入文字研究之途是从篆刻开始的。东莞容氏家族是书宦世家，他15岁时便师从四舅邓尔雅治《说文》及刻印。目前已知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19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雕虫小言》，谈的是篆刻。其中讲到，“未有习篆者，不通《说文》徒攻于石而能以篆刻自矜者也。”可见他当时对于文字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已经有深入的认知。

举家南归之后，容庚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一直在中山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还是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

《金文编》在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被学术界传为佳话的容庚先生大力协助郭沫若完成《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事，也与这本书有不小的关联。1927年郭沫若东渡日本，以新视角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在传世典籍之外，他也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上，对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方面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据曾宪通先生的说法，当时他从王国维为商承祚先生作的《殷墟文字类编·序》中得知容庚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学报》上了解到容先生的通信地址，便给素不相识的容庚先生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曩读王静安先生《殷墟文字编·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复披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信末署名“未知友郭沫若”。信中还就《金文编》中两个学术问题向容先生请教。从此开始了两位学术大师长期的通信交往。仅从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在日本致容庚先生的论学手札就有56通。